留守儿童破题,城乡关系求变
社论
不约而同,国内两家知名媒体的最新一期,都将焦点对准了农村儿童问题。3月2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探讨农村辍学儿童的生存状况,“他们本该上学,却流入城市谋生,自我选择抑或迫于生计”;3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推出“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
因“留守”所延伸出的问题,除了《财新周刊》此次关注的教育,还有包括心理建设、人身保护、女童遭遇性侵及至留守儿童群体的犯罪问题等方面。之所以将农村儿童群体的不少问题都归因于“留守”现象,并不仅因为相关问题的涉及群体都有“留守儿童”这一属性,而是在于“留守”的存在,为其他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正如《南方周末》报道中所言,“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乎社会福利,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城乡二元割裂,地区发展差距等诸多矛盾的缩影”。
以教育为例,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表述,初中阶段辍学率3%。这3%是全国平均后的结果,具体到落后地区、农村,这个比例可想而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村儿童辍学,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辍学?原因分析或可多维度展开,有学者对此所作的研究显示,传统的经济因素,例如贫困,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而“成绩不好不如打工”成为更常见的答案。
“成绩不好不如打工”,这里面存在着朴素的利害权衡,而在这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背后,则可能会推导出更多复杂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会成绩不好,农村的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城乡教育资源的悬殊甚至超过了城乡经济的差异,留不住好的师资;学校教育不理想的同时,大量儿童留守使得家庭的教育和监护职责无法承担,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农村子弟的出路,读书原本是最主要的渠道,而教育师资缺乏所带来的教育水平低下,使得以读书换取美好前途的成功概率在缩小。
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可以单独构成一套延展的逻辑,而在教育之外,留守儿童目前所面临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因长期独处导致的心理阴影,因缺乏有效监护出现的女童被性侵问题,甚至留守儿童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犯罪频发的主体。如何破局,解决的责任当然不能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去独力承担,毕竟留守的出现,不是个人意愿的自由选择,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当下城乡格局中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被动结果。
30多年的经济急速发展,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选择背井离乡,离开的不仅是乡土,还有亲情,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解决之道不外乎两个大方向:要么在故乡创造就业岗位让农民返乡,要么在城市创造生存空间让孩子和老人随农民工进城。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要让父母回到子女身边,就此而言必须强调前者的责任。但父母履行责任也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从制度上消除留守儿童现象,就是要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中能立业、能安家,无论在城、回乡都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尊严。留守儿童问题的破解之道,两条思路归结到一起,依然是城乡关系的重构和国民福利的平权。不论返乡,还是进城,核心在于国民待遇的均等化实现,孩子可以在父母身边长大,老人不用跨省去做医疗报销,教育、医疗乃至诸项公民权利,不因地域乃至户口类别而有所差异,这是沉重的民生大考验,也是诸多难题求解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