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从4月1日开始，一系列驾考新规正式落地。其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可望打破各地驾校培训垄断的小型汽车驾照“自学直考”试点政策，在全国16个城市启动。另据公安部交管局宣布，自4月1日起，在天津、包头、长春、南京、宁波、马鞍山、福州、吉安、青岛、安阳、武汉、南宁、成都、黔东南、大理、宝鸡等16个试点市(州)，将开放试点非经营性小型汽车驾驶证的自学直考。

去年12月10日，《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根据国务院深化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意见》对驾考报名、驾校教学、驾照补办等流程均做了重大修改，其中就包括自学直考的规定。《意见》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今年2月，公安部、交通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并在4月1日之后正式执行。

从政策规定的“自学直考”的条件来看，总体门槛依旧偏高。门槛主要涉及两方面，其一是自学用车的车辆类型：车辆在申请地注册登记后，须加装副制动装置、辅助后视镜等安全辅助装置。完成改装后，还要取得监管部门的一系列证明和学车专用标，并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相关保险。其二是自学者在上路练习时，还得有“具备安全驾驶经历”条件的人员随车指导。随车指导员须符合拿证五年以上，没有吸毒记录，没有发生过重要交通事故等条件。

尽管门槛不低，但对自学直考者的学习车辆和指导人员作出规定，这是交管部门的职责所在。事实上，相比过去针对驾照学习过程执行的审批制度(实际上公安部的法规只显示“备案”，但执行中沦为审批)，16城市的试点政策表明准入制度改革已经落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此前，公民考驾照必须要去经过交管部门审批合格的驾校学习，这就使得驾校成为了公民到领证之间的必经中介。正是有了这一必经中介，垄断的恶劣影响开始滋生，一批态度恶劣、收费不规范、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式教练”横空出世。

此外，新政还规定了任何国家机关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门，一律不得举办或者参与驾驶培训机构；公安、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或参与经营驾驶培训机构。将备案执行成审批，将驾校变成监管者的后花园，两种现象的存在，构成了驾校混乱的根本原因。作为监管者的交管部门，退出驾校的运营，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最为基本的准则，新政落地，相信滋生腐败的土壤正在被铲除。

前置审批改为公开准入，权力部门退出驾校运营，这两点政策上的松绑，势必带来市场的相应反馈。尤其在互联网+如潮如涌的当下，驾校作为一块千亿级别的蛋糕，投资者与创业者早已跃跃欲试。到目前为止，市场上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或轻或重的互联网驾校公司。这些公司中，既有模仿uber共享经济思维的抢单模式，也有试图销售预约学车软件的科技先锋，还有作为信息平台导流的类型。尽管互联网在驾校领域的冲击还远未形成规模影响，但从试点新政来看，个人与驾校的关系被打破，将随之带来教员与驾校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后者的个体化趋势，将如同出租车司机从出租车公司独立出来，必然会促使部分教员开始从驾校离开。

自学直考的新政还仅仅是在16个市(州)进行试点，但“中国式驾校”的变革已经开始。在互联网力量的推动下，传统驾校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这场更趋多元选择的驾考改革中，老迈的驾校也许将在新的潮流中丧失生机，新的智慧驾校将迎来希望。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领域类似，互联网+驾校的改革将会引发一些新的争议和困境，而如何从发展和服务的角度做出既灵活又严格的监管，这将是市场留给监管部门的一个不可绕过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