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时评作者

地下水水质急转直下，表明单纯依靠水体“自我修复”已不可能，地下水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越了临界点。不要说我们的子孙后代怎样怎样，地下水污染形势之严峻、迫切，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无法独善其身的境地。

水利部最近公开的2016年1月《地下水动态月报》显示，全国地下水普遍“水质较差”。具体来看，水利部于2015年对分布于松辽平原、黄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江汉平原的2103眼地下水水井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IV类水691个，占32.9%；V类水994个，占47.3%，两者合计占比为80.2%。

尽管公众对地下水污染不乏直观了解，但超八成地下水遭受污染威胁的监测结果，还是让人惊悚。这意味着，不止地表水已被大面积严重污染，就连那些视线难以企及的浅层地下水，也难逃污染魔咒。这也意味着，鉴于水体修复的艰难，地下水污染的治理远比地表水体更复杂，尤其是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很难被传统水处理工艺消灭。

一味回避问题，或者干脆交由时间来发挥“自净”功能，显然已不太现实。地下水水质急转直下，表明单纯依靠水体“自我修复”已不可能，地下水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越了临界点，再也没有平衡点，也等不下去了。不要说我们的子孙后代怎样怎样，地下水污染形势之严峻、迫切，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无法独善其身的境地。

当务之急，一方面，必须以最严厉的措施斩断污染企业的随意超标排放，特别是在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方面，更要毫不犹豫采取措施，并确保落实，先改变污染不断加剧的趋势。此前媒体曝光的某地多家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水层污染地下水”等情形，必须彻底铲除，任何来自权力与资本的阻挠，都不应该动摇治理决心。

与治理雾霾一样，对那些心存侥幸、欺上瞒下的市场主体，理应采取最严厉的罚则，甚至可以研究制定退出机制，使土壤和水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污染。政府监管部门也应该负起责任来，既不能敷衍塞责，采用应付、糊弄的做法，默认甚至纵容污染企业肆意破坏我们的生命之源，而对于那些奉GDp为圭臬的地方政府，不妨课以行政和司法问责。

另一方面，还应该从长计议，以顶层设计制定最严格的地下水管理措施。去年4月，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切实加强水环境管理，到2030年，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5%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

也要注意到，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水十条”，更多关注的是地表水的概念，地下水尚未进入治理视野。当然，浅层地下水的污染，与地表水的污染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举凡浅层地下水被污染的区域，其地表水也一定被严重污染。这样的互动关系恰恰说明，在水污染的治理上应该标本皆治，协同治理，同步进行，而不能只是单向突进。

尽管目前的《水污染防治法》对地下水污染有专章规定，但是，地下水排污在中国没有严格、明确的规范，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应该尽快提高对地下水污染的认知程度，并出台同样严厉的治理措施。我国地下水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不得不从根本上遏制的时候了，再不治理，不仅农村地区，城市也将难有清洁的水源。

说到底，地下水污染治理，信息披露不是问题，也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门槛，关键在于行动，而不能只是喊“狼来了”；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决心转换发展方式，是不是愿意从以往粗放式、以牺牲环境和民众健康为代价寻求发展的思路走出来。水，既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一个社会的公共品，其公共特征决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