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乐：“中华民国”4个字是统一绊脚石应忘掉-济宁新闻网

张安乐：“中华民国”4个字是统一绊脚石应忘掉

2016-08-06 16:36:12 济宁新闻网

红色根据地

我回去就是为了这本小册子。张安乐指着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告诉我回去的理由，你要记住，我完全可以不回去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只要这本小册子出现在镜头里，我就赢了。

这是一本宣传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好处的宣传材料，虽然不厚，但编写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在修修改改。3年前，张安乐的母亲在深圳去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准备回台计划。最后他是以大陆居民身份拿到了入台证回台，而不是像其他台湾人用台胞证。

到了台湾之后，他高举手册不放，从戴上手铐到进入台北地检署，他一直拿在手上争取曝光率.交保之后开记者会，秀的还是这本手册。翻开这本文宣材料，首先看到漫画台湾的未来，只有跟大陆和平统一，才是唯一的出路，再配以各种论述。

在他的计划中，接下来要在台湾大规模派送这本小册子。

张安乐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创始人、总裁，该党2005年在台湾注册成立，是台湾第一个公开宣传统一的政党，前身是2004年成立的保卫中华大同盟。

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林首次访问台湾，立刻激起绿营民众呛声。陈云林下榻的圆山饭店甚至挂起了防蛋网，对每一个进出饭店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绿营人士利用各种形式想突破进来。就在这种情形下，张安乐出动了大批党员挥舞五星红旗前来支持。

此后，陈云林2009和2011年访台期间，张安乐都在深圳遥控指挥党员前去为之站台，在陈云林经过的地方，高喊欢迎陈会长，下次再来，并多次和绿营示威者产生冲突。

连战2005年到大陆访问，在机场遭遇大批绿营反对者，一大批支持连战的黑衣人和绿营人士发生肢体冲突。2009年，台湾爆发八八风灾，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消灾祈福，又是一大批黑衣人沿途抗议。

这背后，都是张安乐的统一促进党在行动，也让这个人数并不多的政党在台湾频频引爆话题。红色的理念和黑色的装扮，这两种颜色在台湾都不受欢迎，不过这并不影响统一促进党在台湾生存。

台湾在成立政党方面采取的是报备制，现在有两百多个政党。统一促进党成立时，还是陈水扁在台执政，为了应对漂白的外界议论，张安乐找了朋友林正杰做主席（现在是荣誉主席）。

林正杰是本省人，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早年曾和陈水扁、谢长廷一起并称党外三剑客，有着街头小霸王称号，后来积极支持统一，和绿营战友决裂。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安乐从美国坐牢归来，根据台湾法律，还要再审一遍。此时，透过陈启礼和吴敦，他结识了时任立法委员的林正杰。林为张安乐的案件积极奔走，协调法务部等各部门。林和陈、吴曾经关在同一个监舍，他评价这两位狱友：对国民党就是愚忠。林正杰说，当年在绿岛囚犯主要就两种人动拳头的（帮派兄弟）和动笔头的（不同政见者），大家相处时间长了，自然成了朋友。

对于党的定位，林正杰认为统一促进党应该是一个理念型政党，而不是选举型政党。在台湾目前选举制度下，中央层级的立法委员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即在选区内，选民既选人又选党，这种选举制度很容易造成两党制，挤压小党生存空间。2014年台湾开始七合一选举，直辖市议会议员、县市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都是复数应选名额，即在同一选区内，候选人只须获得比例较小的得票率，就可当选。这或许给了统一促进党在政治上的空间。

因为几起冲突新闻，统一促进党开始被台湾人知晓。林正杰告诉本刊记者：对付台独也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许信良当过民进党主席，都还被绿营打。

在护送连战、组建天使队保护施明德等事件中，都是林正杰提议，张安乐反倒有所顾忌，而并不主动。林正杰开玩笑说：白狼并不反对，否则他怎么做兄弟，只是没我狠，我比他还像流氓。

在绿岛坐牢时，林正杰读了很多马列的书，他的结论是，政治不是请客吃饭，绝对的和平主义行不通。以前统派在台湾去关帝庙拜拜都会被人打，哪里有你抬头说话的机会。

张安乐的构想是开辟红色根据地，他要利用帮派和自己的人脉在南台湾创建红色据点。他说：我们参选没有得失心，参选是要培养红色资源，这样红色阵营才敢落地生根。这不是唱高调，台湾政治人物都很现实的，有了红色选票他比你还红。

统一促进党现在有三十多个党部，据称有上万人的规模。在张安乐的计划里，先透过各个党部为劳工做事，吸引劳工，然后开设服务站，直接服务在地民众。他说自己做的是政治公益，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先做社会公益，这是马上感受到的，然后会体会到你的政治公益，我们做公益是打五星红旗的。当然社会公益要有资源，我以前常常建议大陆，不要整天去买那个买这个，而应该想办法从公益着手。

他对于大陆对台政策有自己的见解：大陆现在给台湾送了很多资源，基本上送到南部绿色地区，但为什么不给我们呢？这好比牛奶工厂是红色的，可是现在用绿色的奶嘴送牛奶，老百姓怎么看嘛。如果以后用红色的奶嘴送牛奶，会让红色力量在台湾壮大，这很现实。今天是我们下单派送，你慢慢就跟我们靠拢了，这一定的，人是感情动物。

曾经有台办官员问张安乐，民进党县市长在高雄请达赖吃饭，有没有云林县长苏治芬。他回答当然有，大陆输送资源到南部台湾，这反倒成了绿色政治人物的政绩。马英九去云林走访时，说我上台后改善两岸关系，云林乡亲的农产品才能登陆到大陆。可苏治芬说：对不起，马总统，是我卖出去的，不是你卖出去的。

张安乐拿这个案例举证，他说：苏治芬没说错啊，深圳给他一个点，上海也给他一个点。可云林老百姓认谁？只认苏治芬，票数开出来绿油油的。

搞政治势必需要资金配合，林正杰说：我们没拿过共产党一毛钱，白狼都是用自己的钱，他这种人也算绝无仅有。每次抗争都要抓人，律师费和交保费都是白狼自己出、自己筹。回台湾的计划已经筹划了3年，为了日后的经费，张安乐卖了一套深圳的房子。

和大陆的关系，一直成为绿营人士抨击张安乐的理由。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帮他联系河沙生意，这是建筑业的必备材料，台湾不出产，要从大陆进口，但这笔生意遭到了一些对台部门的推诿。统一促进党最早在台湾举行活动挂出五星红旗，也被有关部门打了招呼。

张梦麟说：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他在大陆有一些关系，因为有这么一种关系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谁都有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大陆到底有没有作奸犯科。我们问心无愧。

2008年立委选举时，国民党需要在高雄拿下一个重要据点，一旦选上，指标意义甚至大过实际意义。统一促进党北部党员南下，结合南部兄弟，一起为这位候选人扫街拉票。一位高级党工说：台湾的选举要买票，XXX也一样。如果说没有这些兄弟力量的介入，早就被打出来了。我们如影随形，对方根本没有办法去贿选，又不能用暴力来驱逐我们，我们可以以暴制暴，可以还击，我们有自卫的能力。

张安乐并不否认兄弟力量对于党的作用：如果没有竹联这个后盾，这个党今天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我们2004年成立的时候，公权力在绿营手上，暴民也在他那边，谁敢来参加啊，只是兄弟来支持。

兄弟和党员的双重身份给这个政党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多变数，台湾媒体做过报道，一些堂主党员进行暴力讨债，而另有帮派党员以党派为诱惑，诱使年轻人从事非法活动。

对于这些现象，林正杰回应说：关于党员犯罪，就事论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应该根据行为而不应该根据背景。

一位高级党工对我表达了担心，他说：张安乐常年在深圳遥控指挥，他很容易被一些低素质的党员蒙蔽。很多党员就在党部里公开打牌，而且欺负另外一些党员。张安乐当年改革了竹联帮，但他现在还要去学会如何组织一个现代政党。

意外的兄弟生涯

我们的话题谈到陈启礼和红楼会议时，张安乐的声音激动了起来，这是我见到他惟一的一次激动。

1981年，香港功夫明星王羽在台北天竺餐厅和四海帮惹上了麻烦，后来演变成竹联帮与四海帮的厮杀，冲突甚至引发到法院的法警室。11年前，正是因为类似的陈仁案，竹联帮遭受重大打击，张安乐不想看到历史重演，就打电话给已经退出江湖的陈启礼。

他们请了很多媒体记者说明情况，在台北红楼剧场二楼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锅店里，陈启礼带着女朋友去了（偶像剧明星陈楚河的母亲，菲律宾观光小姐）。张安乐清楚记得陈启礼说的话，以至三十多年后，复述时声音哽咽起来：董事长说，将来蒋经国先生走了，万一政权落入台独手里，把党政军都收编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出山。我宁愿台湾被共产党统治，也不要被台独拿走。

陈启礼开始重整竹联帮，开设8个堂口，走组织化和企业化方向，其他帮派纷纷效仿。此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蒋经国推出十大建设等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帮派兄弟开始大量进军工程界，绑标、围标，染指建筑业。

张安乐说：董事长重新出山和美丽岛事件刺激有很大关系，他已经看到地方势力的崛起，就会有意去结交。他搞的俱乐部，宋楚瑜也填表加入。他和蒋纬国关系很好，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吃饭，已经到了随便吃吃水饺就好的地步。他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有了杜月笙的意思了。1981年，他还是大中华主义，当时台湾左手反共、右手反台独，蒋经国处理美丽岛就是说他们是共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独和共要选哪一个，但是他想到了，而且做了选择。可是到了1983年4月，我发现他已经从大中华主义，变成了大中华民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是不论国共，都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主义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

在张安乐看来，正是和蒋纬国和宋楚瑜这些高官走得太过密切，陈启礼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此时台湾对于打击组织犯罪的呼声不断高涨，陈启礼与情治单位的接洽有了自保的考虑，而军公教子弟背景的他，也被看作是忠党爱国的民间义士。刘宜良的多重间谍身份，也为兄弟出身的陈启礼所不齿。

张安乐说外省子弟在台湾有3个传奇马英九，外省孩子选上总统；郭台铭，白手起家成为首富；我们董事长，独生子、法官子弟、书香门第，又没有眷区作后盾，打出一片天地。

和陈启礼一样，张安乐出生在一个外省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母亲是著名中学北一女的老师。当儿子读书时混兄弟，他的母亲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青红帮都不是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两百多万外省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岛屿。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本省人对外来掌权者怀有警戒之心，而外省子弟为求自保，自然就以各种形式抱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吸取在大陆期间教训，严密控制学生运动，年轻人的精力无处发泄。和张安乐同一年出生并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导演杨德昌后来拍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公园帮和 217眷村帮的争斗就是张安乐们少年时代的写照。

与大陆不同，帮派大哥在台湾并不受人鄙夷，国民党两位领袖和就曾经加入过洪门和青帮。青帮大亨杜月笙因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也被社会肯定。

1995年，坐完十年美国黑牢的张安乐回到台湾。此时的台湾帮派背景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放开各级选举，民进党凭借理想主义和清新形象开始占据各个舞台。李登辉为了赢得选战，并应对党内反对派，开始拉拢各个地方派系。政治、金钱和暴力开始勾结在一起，黑金政治成为台湾民主的污点。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陈国霖是研究华人帮派的专家，曾在台湾做过多年实证研究，遍访警政人员和一百多名黑道大哥。他在2004年指出：在台湾，帮派分子、企业家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勾结，成为黑金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企业家的钱可以帮助政治人物买票，而帮派的恐吓可以确保买票的效率。对于企业家而言，与政治人物交往有利于获得政府工程，帮派则比司法更有效率解决纠纷。当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关系增强后，一旦在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产生大改变时，黑社会成员就可以努力转变他们的犯罪人身份，成为合法生意人。对他们而言，得到另外一个合法生意人身份，办起事来和恐吓者的身份一样有效。

在台湾，政治人物、企业家和帮派分子的三重身份有可能会集于一个人身上，而这种现象却又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的失败。

本刊记者曾采访过台中市角头立委颜清标，这位台中海线大哥甚至还有宗教领袖的身份。作为一名民意代表，颜清标的每一票都是来自选民，他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跑各种婚丧嫁娶的场子，以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为选区争取项目。这种务实为本乡本土（可能也在为自己牟利）的政治人物很难不受欢迎。2012年颜清标因贪污而被判入狱后，他的长子还能赢得立委补选。

陈国霖教授分析认为，在台湾，黑道人物是很好的助选人。不仅因为他们的人格特质受到选民欢迎，还因为他们在涉足地方政治前，长久以来在地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地方民众有纠纷时，通常会转向黑道求助解决，而不向政府机构求援，因为他们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决纷争。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黑金问题，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定努力，先后三次开展专项扫黑活动。1996年，第三次扫黑行动治平专案开启，正在大陆的张安乐涉嫌桃园机场围标案以及有组织犯罪。他留在大陆，一待就是17年。

前一年，他从美国回来，从事商业活动，并在杂志《独家报导》开专栏与狼共舞，抨击李登辉台独思想。

张安乐没有想到的是，扫黑行动开始与政治斗争紧密挂钩，他回忆说：台湾选举必须要得到地方桩脚支持。宋楚瑜1994年当选省长后，慢慢把地方的桩脚收编。他功高震主，为了得到中央资源，炮打中央，不是打李登辉，而是打行政院院长连战。李登辉认为宋楚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给你省长的位置够了，总统的大位还是要给连战，矛盾产生了。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是连战的人，发动治平专案针对的都是宋楚瑜桩脚，他认为我们这些外省挂都会支持宋。宋楚瑜的小舅子陈千山是我们的兄弟，跟我讲我们宋先生吃了哑巴亏，扫黑针对的都是宋先生的桩脚。挺宋的基本都有事，挺连的都没事。侦查权在他手上，说谁黑谁就黑，整顿江湖上的政治异己。

一起逃亡的还有陈启礼，去了柬埔寨，并获得勋爵，成为当地显赫人物。11年后，陈启礼在香港去世，他在台北盛大的葬礼堪比国葬，两万多各界人士出席。立法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党团召集人柯建铭位列治丧委员会名誉主委，台湾各大帮派和日本山口组、香港三合会等国际帮派也派出大批人士前来吊唁。

在陈启礼的葬礼上，挂着一副由作家张大春所拟的挽联：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路断关河望竹林。

陈启礼病危时，张安乐去香港看望他，他握着陈启礼的手安慰说：你是当今的杜月笙。陈启礼摇了摇头，说：我做不了杜月笙，时代不同了。

张安乐告诉我：台湾问题是大陆十三亿以及海外一亿华人关心的问题，但不是隔着台湾海峡就是隔着太平洋，有心无力，鞭长莫及。两岸如果分裂了，时间久了台湾就变成新加坡了，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伤口愈合，重归统一，在历史上就是除了秦始皇外贡献第一人。董事长因缘际会尽到自己力量，他超越了杜月笙，如果没有江南案，他会向那个方向努力。

如果不是当年读初中时得了肺结核，他会考上更理想的中学，而不会加入竹联帮。在淡江大学的风波，如果不是最后得到了陈启礼师兄的帮忙协调，他也不会在江湖路上走这么远。

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启礼的场景：鹤立鸡群玉树临风，在永和戏院门口，几百个人一看就是他。

他的朋友、传记作者王丰说：再也不会有白狼这样的人了，他屡屡为兄弟所累，但还坚持朋友情义相挺。这是那一代兄弟的特质，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新加入帮派的小弟都是看老大带给我什么好处，竹联帮早年基于少年好勇斗狠、朋友相挺的单纯时代结束了。

在他回台湾前几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又提到了杨明辉当年带给他的冲击，我忍不住打断并告诉他：杨明辉后来没有回大陆，一直在美国工作生活，做过波音公司的高管。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相信，马上让隔壁办公室的秘书带笔记本电脑过来查证。当确认了我的信息之后，他想了想说：没关系，我相信他还是会给国家带来贡献。

因为帮派生涯，他的家庭生活难言幸福。多年牢狱之灾让他没法侍奉母亲，小孩很早就被妈妈带去南美生活。关于兄弟生活，他写过一首歌《兄弟》，里面有一句太平盛世游戏人间。

我问他：做兄弟，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他认真想了下，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还好我走这条路。有一年，我去张家口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一看台湾来了一个教授团，十几二十个人，名单上写着马政。我专门跑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都读桃园国小，我乙班他甲班，那时模拟考好像看到他的名字，我最高是第九名，他也总是在前面。后来毕业的时候，我拿到县长奖，他拿到校长奖。他父亲和我母亲当年都是山西最早的国民党，他父亲还听过我母亲演讲。

他后来考上政大，然后去美国读书，最后当了教授。我当年如果没有走兄弟这条路，就跟他一样。母亲希望我当钱穆这种大学问家。我做不了大学问家，做个教授应该没问题。可是教授满街走。有一腔热血，可是有心无力。书生报国，就一支笔，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兄弟的力量，能不能发展出这样一个党？不可能。红派的教授很多，有理想的也很多，但为什么在台湾没人听呢？

他最后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做兄弟。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徐玉燕、杜家宝、于振洲、钟文嫡、梁莲娣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陈国霖著，商周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