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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距离没有想象的远

一部讲述西藏普通人生活的纪录片，令人意外地先后被东西方的官方电视媒体购买，并在各自的平台播放。在“西藏”成为东西方国家予以不同解读的一个敏感词的时候，他们却对同一部纪录片中的真实生活给予认同

本刊记者/万佳欢

在外人心中，西藏仿佛已经变成一个个很虚幻的符号：雄伟的布达拉宫、美丽的风光、神秘的转经筒，以及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辩。有的符号非常情绪化，甚至非黑即白。

2005年，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书云试图通过一个纪录片来澄清这个非黑即白的假象。

这部5集的纪录片《西藏一年》没有去解析西藏的历史或政治，而是选择了8个住在江孜的藏族人作为拍摄对象，以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为目标，关注整整一年里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这个巨变的社会给他们传统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其产生的种种问题。

在《西藏一年》之前，国内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已有很多。就在今年3月，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今昔》《西藏往事》《西藏农奴的故事》《跨越》等一批作品已先后登陆央视，这些多为历史、文献性或政论性纪录片，反映了旧西藏的黑暗及西藏解放后的发展。

国外导演也拍摄过如《噶玛巴——狮子吼》《西藏的瑜伽》《西藏七年》《西藏：雪山狮子的哭泣》等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和电影，其中不少体现的“藏独”的声音。

与它们不同的是，《西藏一年》一制作完成即被BBC及4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购买播出，在BBC的三次播出期间，几乎受到了所有英国主流报纸的关注。

而几经周折后，这部电视系列片于2009年7月27日成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在西藏局势颇为复杂的时期，同一部电视纪录片得以先后在东西方电视台播出，与其说它让人意外，不如说真实的西藏在不同政治观点的观众眼里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

BBC看中的是什么？

作为《西藏一年》最先立项的牵头人，中国第一位藏族人类学博士格勒从一开始就将此片的性质定为对外播放的“外宣片”。格勒去过20多个国家，很熟悉国外观众喜欢看什么。他希望用一种学术化的客观方式去拍摄西藏，再结合艺术，让国外的一般观众能够接受。

可格勒所在的藏学研究中心此前从未拍摄过“外宣片”。

合作的契机出现在2005年，书云又一次到西藏之后。她猛然间发现，传统的西藏经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比内地的改革开放30年要短得多，急变下的落差给藏人带来很多困惑。

这使她决定重拾多年来的心愿——拍一个关于真实西藏的纪录片。

当书云参与到《西藏一年》拍摄中时，她从一开始就确定电视片必须走商业的独立制片道路，“我不想借助政府的钱，因为这样会有人怀疑片子是用来宣传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打算采用的方式是，与国外纪录片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把片子预卖给电视台，从而筹集资金。在国际上，大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这样运作的。

书云找到了七方石(SEVEN STONES)。这是一家英国的独立纪录片公司，其制片人彼得·溪是她的朋友。她告诉他，纪录片将拍摄一整年，持续关注几个来自不同领域的西藏人的生活。

然而英国公司开始时对汉藏混杂的摄制队伍心存忐忑，还“很担心拍摄申请会被中国政府拒绝”——2005年8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开始提出申请，但批文一直迟迟无法批复。

直到2006年春，经过格勒和藏学研究中心的不断努力，《西藏一年》终于拿到了中国政府允许在西藏拍摄一年的许可——这也是迄今为止最长时间的拍摄许可。

艰难地打通国内渠道后，七方石也成功地将片子预卖给了BBC(英国广播公司)。“在英国，获得纪录片的委托非常容易，我们接触BBC，对他们说我们正在洽谈准入事宜，并讨论了拍摄形式。他们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很支持我们。”《西藏一年》英方监制亚当·亚历山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7年7月，在更换了4个制片人后，《西藏一年》终于结束了全部前期拍摄。次年3月6日，片子在BBC播出，期间只有一个法律顾问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审查。

BBC之所以立即购买并迅速地播出《西藏一年》，看中的是什么？

其实，西方近些年的纪录片总是通过连续跟拍一个机构来折射整个行业乃至社会，《西藏一年》的拍摄模式和类型是被认可的。

导演书云的西方从业背景也给她提供了方便。早在90年代初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她就开始在英国从事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其作品《半边天》等曾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很多英美公司都找过她做纪录片。

此外，《西藏一年》大力宣传的“真实性”卖点、情节的完整性及戏剧般的矛盾冲突也成为吸引BBC的重要原因。“它就像部电视剧，所有的故事都在不断地发生，而且主题统一。大家可以跟着情节一直看下去。”书云说。

通过BBC及其网络，片子被出售给许多西方国家，并在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除去西方观众对神秘西藏题材的追捧、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及书云西方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外，其成功还与播出时机有一定关系——《西藏一年》播出期间，正好赶上西藏“3·14”事件，一时引来无数眼球。

一个内容两种眼光

相较而言，《西藏一年》进入中国的播出平台可以说是费尽周折。从2008年1月第一次审片，到今年7月25日广电部要求11个专家再审最后一次，《西藏一年》登陆央视的过程长达一年半。

据书云回忆，审片时一般会来十几个专家，他们分别来自统战部、国家民委、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中心、中宣部等部门。

最初，针对《西藏一年》的多线交叉叙事，专家们提出，“这样很乱，能不能将每个人的故事分别讲完？”

书云回答：不可能。对于国内和国际的观众来讲，单线叙事的方式都已经太陈旧了。

专家们还指出，片中反映“传统”的东西太多，“新东西”太少。“医生还去看活佛！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次旦法师给人治病的时候怎么还吐唾沫？那么落后的方法。”

书云答道：“老师们，西藏现在本来就处在一个现代对传统的冲击中，如果完全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全是现代化，这就不是西藏了。”

此外，专家们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意见。如《西藏一年》第二集中反映了当地一妻多夫的风俗。一些专家说：“这个确实是违反婚姻法，不要说得那么直白，一个妻子三个丈夫总是不好的，还是改改。”

最后，书云把央宗——顿旦三兄弟共同的妻子——的说法进行了微调。央宗口中的“丈夫”改成了男人，“第一个丈夫”改成“老大”，第二个改成“老二”。

就在《西藏一年》终于成功“突围”、即将在央视推出之际， 7月16日《新闻联播》的预告短新闻又让书云心里“咯噔”了一下。新闻是这样介绍这部纪录片的：“五集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拍摄完成，近期将在国内播出。影片真实反映了西藏自治区普通藏民在祖国大家庭中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恰恰不是那样的。我们只是反映了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加幸福两个字呢？”书云很无奈。

虽然审批过程充满周折，但其实在藏学研究中心向央视提出希望能播出后，对方很快就同意了。对《西藏一年》这样的事实性呈现方式，很多领导表示赞同。统战部允许国内播出的批文，去年8月就已经出来了。

然而纪录片在国内播出后，格勒发觉，虽然媒体炒得很火，但是真正观看的人并不多。这些天，他从北京到云南、再到四川，身边的人都是他通知了之后才去看的。

“严格要求的话它还差得远。”格勒坦承，《西藏一年》在学术和艺术上都没有达到所谓的“巅峰”，也和他期望的有差距，“导演藏语不够好，沟通都得靠藏族摄影师；拍摄时间其实还不够长；对农村社区的反映也不够多……”

“通过这次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商业化、什么叫炒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国内最初的独立纪录片有很多都是反映西藏题材的，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只不过它们推荐自己的方法和运气比《西藏一年》差了一点。如段锦川90年代拍摄的《八廓南街16号》就让观众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影像的对西藏真实生活的表达，该片获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真实电影奖”，他的其他两部西藏作品《天边》和《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呈现的是严酷自然环境下人生存的状态；而季丹的《贡布的幸福生活》和《老人们》则是真实呈现了比较贫困的西藏人的生活。中外合拍的纪录片《西藏日记》也曾获美国“摄影家奖”和2004年奥罗拉金像奖。

看不到的西藏

在一年的拍摄过程中，书云和她的团队一共拍了30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只用了5个小时不到。他们非常幸运，比如说拍摄到了班禅喇嘛视察白居寺的过程。

而有一个重要情节，书云完整地拍摄了下来，最后却不得不自我放弃，那就是天葬。

天葬是藏民族特有的一种葬礼——天葬师将尸体骨肉肢解砸碎，再将其喂给秃鹫食用，以追求灵魂升天的结果。只要不是得了感染病暴死的藏人，在死后都会进行天葬。

而政府明文规定，不许拍摄天葬，就是怕人们从无法理解到产生误解，把它与原始、暴力结合在一起。因而，天葬在世人面前一直神秘而敏感。

就在《西藏一年》的拍摄即将结束的一天，寺庙里一个僧人忽然去世。在当地居委会书记和寺庙喇嘛的帮助和允许下，书云跟拍到了这个僧人从死亡到天葬的全过程。她认为那表达了藏民族对死亡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人性而慈悲的方式。

3天后的早晨8点，一名天葬师和5名死者的非直系亲属、朋友一起来到天葬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从肩胛骨开始裁解早已晾干的尸体，把骨头敲碎。他们很平静，还一边唱起轻快嘹亮的劳动号子——在藏人看来，协助天葬师是很荣幸的事情，因为你正在帮助一个灵魂升天。

同时，天葬师在砸尸体的平台边上点燃了一堆柏枝和糌粑，浓烟远远飘散出去。大概45分钟后，他抱着肢解好的尸体往下走，边走边大声叫“来——来”，几只秃鹫便随之飞来，并在十几分钟内把尸体的骨肉一扫而光。

在藏人心中，只有这样，死者的肉体和灵魂才能够随它们到达天国。

那天她拍到了整整4个小时的素材，最后编成一段长达6分钟的片子。

然而最后这6分钟最终还是被舍弃掉。“拍得再隐晦都不合适，”她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这样的“葬礼”方式，也不是所有西藏人都可以接受这个仪式的曝光。

西藏与这个世界的隔阂就在于这些很难让世人理解的、只属于他们的部分。“我们毕竟要同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要长治久安，沟通是最重要的；但目前我们跟西藏现在连最基本的‘了解’都还没能够达到，更不用说理解和沟通了。”书云说。

“只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隔阂就会长期存在。西藏的宣传是长期的任务，拍一个纪录片肯定不可能解决问题。”格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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