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与胡锦涛（左二）等西藏党政军负责人在灵塔上俯视日喀则市容。

核心提示：1980年代，是中共治藏思路震荡不明的特殊时期。西藏官员人事变动频繁，人心浮动无所适从，当局对社会掌控大幅松弛，致局势混乱，骚乱不断。1988年，胡锦涛临危受命入藏，在经历骚乱定点后，迅速扭转局势。经此历史拐点，中共治藏政策逐渐清晰明朗，西藏政治地位亦获大幅提升，不但援藏模式逐渐成熟、规模不断加大，西藏亦成为中共官员上升的一个重要通道。

那段时间，机关工作人员都人心惶惶，汉藏干部之间隔膜很深，彼此戒备，大家对骚乱事件都避而不谈。 一位1980年代中期到拉萨工作的汉族官员，对当年的局势记忆犹新。

文革结束后的 拨乱反正 ，中共大幅调整了民族和宗教政策。在西藏，不但对文革和此前遭冲击和迫害者积极落实平反赔偿政策，大幅放开对宗教的管制。同时，亦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正式接触。

1978年12月3日，在北京会见达赖私人代表嘉乐顿珠。邓承诺，只要达赖做为爱国的中国公民，即欢迎其回国。这是达赖集团出走近20年后，中共与之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在西藏引发了一系列复杂微妙的连锁反应。西藏社会局势，随着价值的一元走向多元，很快变得沸腾起来，尤其是宗教势力的复兴，使得当局对西藏局势日渐失控。

1987年9月27日，拉萨爆发了1959年后的第一次骚乱。西藏长期平安无事，令中共猝不及防，直至骚乱演变为大规模暴行时，驻藏武装人员不但缺少驱散骚乱的手段，甚至连防身的盾牌等器具，都要靠临时锯开空油桶后充用。

但中共此时仍未改宽容政策。

1988年3月，拉萨中断了几十年的 传昭大法会 如期举行，未料数百僧众聚集广场后，3月5日再度引发大规模骚乱。

从1987年到1989年，西藏共发生三次骚乱，公开游行4次。仅在1989年3月5日至6日的第三次骚乱，就造成11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有24个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受冲击，99家商场店铺被打、砸、抢、烧。最后这次骚乱，迫使中共在1949年后第一次实施区域性戒严。

除公开骚乱和游行外，当时中共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拉萨周边几大寺庙，屡被围攻甚至扣押。由于鼓励边贸，边境往来的放松使大批枪支武器从境外流入，一些寺庙和民间不但非法持有枪支，甚至零星袭击哨兵。

自1959年以来，西藏从未出现如此严峻的社会局面。

多换思想，少换人

拨乱反正 之后，西藏反而出现骚乱，原因何在？中共在审视治藏政策时，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骚乱是过去政策长期过 左 留下的后遗症，一种认为，是拨乱反正政策过 右 造成的祸患。

对西藏政策的评价不一，导致1980年代西藏短时间内换了两任自治区党委书记，1980年上任的阴法唐被指为过左，1985年继任的伍精华又被指为过右。1988年12月1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被委任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事实上，胡锦涛并非正式接到任务后履职时才第一次进藏。

1988年年初，胡锦涛就曾到过西藏东部的昌都。而当年10月，胡锦涛参加中央西藏考察工作组，奠定了他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198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西藏考察工作组抵达西藏，组长为时任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两大助手为胡锦涛、田聪明。由于阎明复因身体原因很快返京，实际工作主要由胡锦涛进行。

胡锦涛的考察工作，主要是各地听取汇报，走访群众和各界，包括宗教界、知识界、武警等代表。这期间，胡听多说少，不作评论，不打断别人的报告，作风低调沉稳。

11月20日，胡锦涛随工作组返京。1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西藏区党委常委和顾委主任，研讨治藏方略。

胡锦涛等人的考察调研，加上此前198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赴藏视察指导提出稳定发展西藏的意见，基本奠定了此后中共治藏方略的基调。

1988年2月29日，会议决议形成《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的一大特点是：有意回避了当时争论激烈、分歧严重的政策评价，对左右之争不做明确表态和答复，看似泛泛而谈，但就当时西藏局势而言，其针对性极强且讲究策略。

中共中央的西藏工作调整，胡锦涛无疑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他的调研与情况反映为调整西藏治理方案的制定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实际上既是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执行者。

1989年1月14日，胡锦涛入藏履新，其施政风格恰与前述文件的特征高度一致。

胡锦涛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官员团队问题 基层陷于混乱，上层则处于方向不明的困惑状态。各级官员处于争论夹缝，左右为难，而事故一旦发生，动辄得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