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撰一词的来历，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宋代杜默，喜欢作诗。但是，他写的诗，内容空乏，不着边际，而且不讲韵律，有人说他写的东西，诗不像诗，文不像文，实在是不伦不类。他却常常在诗的后面署上自己的大名“杜默撰”三字，所以经常被人耻笑。一提其诗人就说“杜撰”。后来，人们就把“杜默所撰”简化为“杜撰”了，用来指称信口开河或不通文理的文章。

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及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这样解释“杜撰”的来历：唐五代时的杜光庭精通儒、道典籍，在四川做道士时，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编撰神话故事阐扬道教，其中有一部叫做《老子化胡经》，说老子骑着五色神牛从函谷关西渡流沙，先唐玄奘近千年到了印度，托生成了释迦牟尼。因此，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作“杜撰”。

杜默也好，杜光庭也罢，总之都是老杜家犯的事。可是后来赵钱孙李瞎编乱造，也被记到杜家的名下。

然而杜撰者并不总被人耻笑。姚雪垠先生曾代崇祯帝拟过祭洪承畴文，周汝昌先生曾补全曹雪芹的轶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误以为真。大家弄清原委之后，也没有怪杜撰者画蛇添足，反而敬佩他们功底深厚，可见好的杜撰也受人欢迎。

苏轼也曾有过杜撰之事，被人传为佳话。

宋嘉佑二年初的礼部考试，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引经据典云：“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圣君用人。两位主考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想不起该典故出处。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后来苏轼遵照“行规”登门拜谢主考官，欧阳修“不耻下问”，一定要搞清典故的来龙去脉。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回去一查，竟然没有。再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阳修大惊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论据不实，本是文章大忌。但苏轼率性而为，自造典故为文章增色，幸好遇到欧阳修这样宽容的考官，在杜撰中看到了苏轼的功底，不然一定会被清算的。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在QQ签名上收集一些伪名言。例如柏拉图说，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请离开。还有佛说，和有情人做快乐事，不问是缘是劫。我告诉她，这些都是后人杜撰，柏拉图和佛陀怎么会说这种话。她却不管，只要看着喜欢，张冠李戴又何妨？